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内的 Stata Center,2022 年。
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内的 Stata Center,2022 年。(Corey Leopold / Wikimedia Commons;CC BY 2.0)

以关键组织功能安排芯片结构

2014 年,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的 Sangeeta N. Bhatia 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 Donald E. Ingber 在 Nature Biotechnology 发表观点文章,讨论微流控器官芯片在药物发现与开发中的用途。

作者把目标概括为建立能够体现组织或器官功能的最小单元。上皮与血管内皮的界面、细胞周围的基质、液体流动和组织形变,都是其重点关注的组成;模型是否保留这些条件,要根据需要研究的功能判断。

相较于只观察细胞存活,芯片还可测量屏障运输、分泌、药物代谢及组织收缩。文章据此讨论作用机制、先导化合物优先排序、毒性和生物标志物等任务,把可控制的组织环境与实际药物问题对应起来。

肺部药物反应还受到呼吸运动影响

文章介绍的肺芯片在相邻通道中培养肺泡上皮与微血管内皮,以可变形的界面模拟呼吸相关运动。这样的结构使研究者能够同时观察屏障变化、液体渗漏以及机械条件对药物反应的影响。

其中,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引发的肺水肿模型显示,接近生理幅度的机械牵张会加重屏障渗漏。仅靠静态细胞对照,可能漏掉药物与组织运动共同造成的变化。

作者还介绍了在这一模型中评价保护性干预的工作。抑制 TRPV4 离子通道的候选药物在芯片中抑制了 IL-2 引起的肺水肿;文章另外提到,啮齿类动物和犬的心源性肺水肿模型也报告了保护作用。这些模型研究的诱因不同,共同指向机械感受通路的药理价值。

另一个气道模型研究了液塞通过时的机械损伤。肺表面活性物质药物 beractant(Survanta)减轻了上皮细胞死亡,计算模拟也显示机械作用下降。该例把药物保护效应与可控制的力学过程联系起来。

肝细胞的代谢能力会改变药物产物

当药物需要先经代谢形成活性或毒性产物时,选择哪种肝细胞就会影响整个实验。文章介绍的一项肝—肾芯片研究中,HepaRG 细胞能够将异环磷酰胺代谢为氯乙醛这一毒性产物,而 HepG2/C3A 细胞未显示相同能力。

这类设计把代谢与靶组织反应放在同一个实验中,有助于分析原药和代谢产物的不同作用。需要同时说明的是,肝细胞类型、组织比例和循环液体积也会改变暴露;把两个培养区连通后,药物动力学仍需单独分析。

文章讨论的一项 6 药清除研究显示,流动有助于维持肝细胞功能,但相应体系仍不能清楚区分高、中清除药物,低清除药物的变化也难以检出。该研究分别考察了功能维持和清除率预测,灌流对前者的改善尚未覆盖全部清除类型。

文章同时提到,将原代肝细胞与非实质细胞共同培养,可改善高、中、低清除药物的测量。这使细胞组成成为流动之外的另一项重要条件,也说明评价灌流效果时需要保留共培养方式等背景。

装置壁和管路的非特异吸附还会干扰清除率计算。作者指出,这在常用聚二甲基硅氧烷(polydimethylsiloxane,PDMS)芯片中是一个重要问题:待测药物从培养液中减少,既可能与代谢有关,也可能来自材料损失。

肾小管模型需要保留运输与损伤反应

肾脏案例强调,药物毒性与细胞的转运功能有关。文章介绍的人源肾小管芯片在流动条件下维持有机阳离子转运体 2(organic cation transporter 2,OCT2)相关功能,并显示对顺铂的损伤反应;相应静态培养中,这些特征较弱或缺失。

这一例子把药物进入细胞的途径与毒性测量联系起来。若某个培养体系缺少与目标药物有关的转运功能,即使细胞能够长期存活,也可能低估特定的损伤反应。模型质量因此需要结合要评价的药物和作用过程判断。

更适合哪些药物研发环节

作者认为,器官芯片在当时更有希望用于先导化合物的比较、作用机制和毒性研究。超大规模初筛则要求更高通量;复杂培养、检测和装置操作会影响筛选效率,增加生理细节与保持易用性之间需要取舍。

多种组织共同培养还面临培养液兼容和组织间比例问题。同一种信号可能对不同组织产生不同影响,微小的培养液体积也会改变细胞分泌物的积累与分布;这些条件都会进入药物反应的解释。

这篇发表于 2014 年的观点文章,以当时的肺、肝和肾芯片研究说明组织界面、机械作用和代谢能力怎样改变药物反应。作者由此提出围绕特定组织功能评价芯片,并将先导化合物比较、机制和毒性研究列为重点用途。

来源与延伸阅读

  1. Microfluidic organs-on-chips. Nature Biotechnology. 2014. doi:10.1038/nbt.2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