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 名患者提供了 249 份不同来源材料
研究汇总 3 项前瞻性多中心观察研究，2020 年 1 月至 2024 年 3 月纳入 184 名患者。共取得 149 份肿瘤组织、61 份腹膜冲洗液或恶性腹水、39 份外周血材料；部分患者提供多个部位或不同时间的样本。队列以卵巢、前列腺和肾肿瘤为主，多数患者处于 III–IV 期。
摘要报告组织、腹膜液和血液的建模成功率分别为 39.5%、34.4% 和 25.6%。正文的建模总数有 88 和 90 两种记录。外周血的 10 个培养物因大小和数量不足，未完成后续表征，肿瘤细胞身份仍缺充分证据。
形态与免疫组化分析实际完成 22 个模型，其中 20 个重现了相应肿瘤的主要模式。25 个模型通过 PCR 扩增和 Sanger 测序核对 16 个基因中的原肿瘤变异，21 个保留至少 1 项原肿瘤致病变异。这些结果来自各自能够获得足量材料的分析子集。
药敏比较使用 9 名患者的 13 个模型
临床药敏部分纳入 9 名晚期患者的 13 个类器官，包括卵巢癌、肺癌及恶性卵巢甲状腺肿病例。部分模型来自同一患者治疗前后或组织与腹膜液的配对取材。药物由研究团队与临床医生根据病例情况商定，患者治疗仍按临床判断进行；这组观察研究没有随机或盲法安排。
类器官生长 1–2 周后接受药物浓度梯度处理，72 小时后用 ATP 检测评价活性。浓度按每种药物的最大血药浓度（Cmax）参照设置为 0.25–4 倍，各条件 3 个重复孔。研究以剂量反应曲线下面积的倒数（1/AUC）作为敏感性分数，数值较高表示本次检测中的反应较强。
奥拉帕利检测覆盖 11 个上皮性卵巢癌模型。曾使用 PARP 抑制剂且临床反应较差的病例 #2、#6，模型的奥拉帕利敏感性分数也较低。病例 #7 的肿瘤有 BRCA2 改变，模型对奥拉帕利较敏感，患者临床接受的是尼拉帕利；两种药物分别属于体外检测和临床记录。
取材时间和药物对象影响反应的解释
病例 #4、#7 的治疗前后模型显示铂类敏感性分数上升，分别由 2.4 升至 2.7、由 1.2 升至 2.5；患者后续的无铂间隔均超过 6 个月。同期组织与腹膜液来源模型在另一些配对比较中呈现相近的药敏模式。
肺癌病例 #8 携带 KRAS G12A，体外测试的 G12C 选择性药物 AMG510 反应较低。恶性卵巢甲状腺肿病例 #9 的模型来自肝转移灶，索拉非尼在所测药物中活性较高；患者接受索拉非尼后获得持续超过 10 个月的部分缓解。该病例仍属于观察性治疗记录比较。
研究还在病例 #7 的模型中测试了抗体偶联药物 enfortumab vedotin，但未观察到体外活性，患者也未接受该药。作者认为，不同药物的相对排序、既往暴露和连续取材信息比统一敏感阈值更值得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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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癌自体免疫共培养仍为单病例探索
1 名 I 型乳头状肾癌患者的类器官与自体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共同培养。结果部分按 72 小时报告：TIL 与肿瘤细胞的 10:1、20:1 条件，死亡比例分别为 60.6% 和 17.2%；在 20:1 条件加入伊匹木单抗后，死亡比例升至 85.4%。单独加抗体没有显著改变类器官活性。
方法部分则将这项共培养记为 5 天，与结果部分的 72 小时不同。来源患者术后无需辅助治疗，论文记录 2 年无病，因此本次共培养尚无对应免疫治疗结局可比较。
不同肿瘤的建立率和检测材料量仍是限制
成功建立和达到检测材料量是两个层级。血液培养物的后续表征未完成，只有部分模型能够用于组织学、遗传及药敏分析；卵巢和前列腺病例较多，其他瘤种较少。样本运输、处理时机和肿瘤类型还会影响建立表现。
这项工作展示了多来源类器官和连续取材的可行性，并通过具体病例比较体外反应与既有临床经过。药敏关联的临床子集较小，分数没有统一临床阈值；作者提出继续标准化培养、扩大样本，并在更明确的临床使用场景中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