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平台中比较两种肝细胞来源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等机构在 Lab on a Chip 报道了一套肾—肝联用平台。研究先比较单独培养与共培养的细胞状态,再用异环磷酰胺检验肝细胞能否生成代谢产物,以及这些产物是否到达肾细胞一侧。

肾脏部分采用人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分化得到的近端小管样细胞。肝脏部分设置两个版本:一个使用 iPSC 衍生肝细胞样三维组织,另一个使用人肝肿瘤来源的 HepaRG 细胞球状体。

团队将细胞置于 HUMIMIC Chip3,肾细胞在培养插入物上形成单层,肝组织位于相连的培养室内。肝细胞样组织和 HepaRG 球状体各有不同的细胞数量与分化状态,因此研究也分别分析这两种组合的表达变化。

肝细胞样组织先经过分化,再与胶原、层粘连蛋白和肽水凝胶共同形成三维结构。HepaRG 球状体采用相近的基质,但分化方式不同。团队分别将两种肝模型与肾细胞联用,比较它们对共培养细胞状态的影响。

共培养保留细胞标志,并改变部分基因表达

共培养 4 天后,肾细胞仍显示 megalin 和连接相关蛋白 ZO-3,肝细胞样组织保留 PEPCK、CYP3A4 等特征。团队结合染色、转录组以及白蛋白和尿素检测,观察两个培养室内的细胞状态。

白蛋白分泌在培养第 4 天高于第 2 天,单独培养和共培养均有这一变化;尿素生成则未显示相同的明显变化。不同指标分别反映肝细胞的分泌和代谢功能。

转录组显示,与肝细胞样组织共培养后,肾细胞的变化更多涉及代谢和转运;与 HepaRG 共培养后,变化更多涉及信号、转录调控和细胞极性。前一种组合中,部分肾小管基因集在 GSEA 与 GSVA 分析中的变化方向不一致;HepaRG 组合的两种分析结果则较为一致。

表达检测采用 TempO-Seq,先分别整理未用药和用药数据,再比较细胞标志及通路。GSEA 根据差异表达分析的基因排序比较基因集富集,GSVA 则根据各样本的表达计算基因集活性评分,两者分别从组间比较和单个样本观察表达变化。

论文中的单培养和共培养样本主要各有 3–5 个重复,白蛋白和尿素检测使用每组 4 个生物学重复。供者背景没有在本次研究中广泛扩展,结果首先反映这组细胞与器件条件。

肾—肝芯片中的近端小管样细胞与肝样细胞表征
肾—肝芯片中的近端小管样细胞与肝样细胞表征(Lenya de Brouwer et al. / Lab on a Chip, 2026, Fig. 2;CC BY 3.0)窄屏可横向滑动查看完整图表。

检测 N-DCE-IF,追踪异环磷酰胺代谢

药物实验选用 HepaRG 球状体与肾细胞联用的版本,并设置静态共培养参照。两组以 200 μM 异环磷酰胺处理 4 天,期间每日补充药物,随后分析培养液、屏障和基因表达。

异环磷酰胺可在代谢过程中产生与肾毒性有关的氯乙醛。由于本次液相色谱—质谱方法无法直接测定氯乙醛,团队检测同一代谢反应中等摩尔生成的 N-dechloroethyl ifosfamide(N-DCE-IF),用它追踪这一代谢过程。

肝球状体所在的基底侧培养液与肾细胞顶端培养液中均检出 N-DCE-IF。静态共培养组的基底侧浓度峰值约为 15 nM,并在部分时间点高于芯片组。顶端培养液中的信号始终低于 3 nM 定量限,因此只报告检出情况。

团队在不同时间点分别从基底侧和顶端培养液取样,追踪原药与代谢产物。另设无细胞静态药物参照,检查异环磷酰胺随时间的稳定性及可能的塑料吸附。

异环磷酰胺暴露未引起明显肾损伤

药物处理期间,肾细胞的跨上皮电阻保持稳定,培养液乳酸水平也未明显改变。转录组分析中,芯片肾细胞未出现显著差异表达基因,静态肾细胞仅有 2 个基因下调。

HepaRG 的表达反应更明显,并随培养方式变化:芯片组有 17 个基因上调、2 个下调,静态组有 344 个上调、690 个下调。作者未观察到典型的凋亡或 Nrf2 应激通路激活。

作者认为,肝细胞量相对较少、循环培养液体积较大,可能稀释了生成的代谢产物。后续优化将重点调整组织与培养液的比例、提高肝细胞代谢能力,并测试经其他途径活化的药物。

本次药物实验的液相色谱—质谱分析每组采用 5 个生物学重复。

来源与延伸阅读

  1. A human iPSC-derived kidney–liver organ-on-a-chip platform for modeling inter-organ crosstalk. Lab on a Chip (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