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驱动变异仍可出现不同药物反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Tongji Hospit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团队在 2022 年的 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 综述中，讨论患者来源肿瘤类器官怎样用于耐药、组合药物及患者响应研究。本文的具体案例来自综述所引实验。
单个变异并不决定全部药物反应。综述举例，2 种均带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L858R 变异的肺癌类器官对厄洛替尼反应不同，耐药者还具有 MET 受体基因扩增，并可被克唑替尼抑制。这类结果提示，应把伴随改变和实际反应放在一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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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FR1 异常肺癌模型比较 2 种联合抑制策略
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 1（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1，FGFR1）异常的非小细胞肺癌类器官中，综述比较了 2 种组合：该受体抑制剂 BGJ398 联合 trametinib 的作用，优于 BGJ398 联合磷脂酰肌醇 3 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抑制剂 BKM120。
这 2 种组合分别作用于不同下游通路，结果对应同一 FGFR1 异常背景中的具体药物对照。综述没有提供可据此计算跨患者响应率的完整分母。
膀胱癌与前列腺癌案例采用不同终点
对于同时具有 FGFR3 变异和 TSC 无义变异的类器官，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 JNJ-42756493 分别与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抑制剂 AZD8055 或西罗莫司联用，比单药产生更强的抗肿瘤作用。综述还介绍了对应原位患者来源移植模型的验证，但它与体外类器官仍是不同证据。
在同源重组修复功能完整的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类器官中，多聚 ADP 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 talazoparib 与 CX-5461 联用后，DNA 损伤增加、生长减少。CX-5461 在此作为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RNA）聚合酶 I 转录抑制及 DNA 损伤相关药物。
HER2 肺癌研究分别报告模型与临床结果
综述介绍 HER2 插入变异肺腺癌研究时，分别列出类器官、患者来源移植模型和临床试验。吡咯替尼相对阿法替尼，在前两类模型中表现出较强生长抑制；随后介绍的 15 名患者Ⅱ期试验，客观缓解率为 53.3%，中位无进展生存期约 6.4 个月。
15 人对应临床试验队列。综述中的胃肠道和直肠癌研究也采用各自的治疗、模型和临床评价安排，预测表现需结合相应分母及设计理解。
培养环境也会改变靶向药物反应
细胞外基质还会影响靶向药物反应。综述介绍前列腺癌细胞状态转变研究，发现不同基质会改变类器官对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EZH2 和多巴胺 D2 受体相关靶向干预的反应。相同来源细胞置于不同环境后，其药物响应可能随之改变。
少量组织未必包含整个肿瘤的细胞状态，建模成功率也随癌种和原始细胞组成而变。若培养条件偏向某个亚群，药物比较反映的便是被保留下来的部分。作者因此把培养条件及基质影响列为重复性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免疫细胞匹配与血管功能影响药物评价
对于免疫治疗，外源免疫细胞若与肿瘤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不匹配，可能增加背景杀伤、降低检测特异性；原先保留的免疫细胞也可能随培养被稀释或流失。测到肿瘤细胞死亡时，需要知道究竟由什么细胞组成产生。
血管相关特征同样有层次差别。综述指出，部分共培养或移植方式可以产生血管化表现，却没有形成具功能的灌流血管网络。评价抗血管药物或递送过程时，标志表达、结构与实际运输功能应分别作为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