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活性成分”回到具体使用条件
药物辅料承担增溶、稳定、控释和递送等功能。“非活性成分”这一名称，并不表示它们在所有剂量和使用条件下都没有生物学作用。发表于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的观点文章主张，辅料安全评价应首先回答：是什么材料，经什么途径，在谁身上、以多大暴露、持续多久使用。
作者 Thomas Hartung 将这种思路与 NAMs 联系起来。材料的粒径、表面电荷、分子量分布等属性仍然重要；给药途径、配方、杂质及人群特点则决定这些属性在实际使用中意味着什么。
同一辅料在多种制剂中的暴露需要合计
一种辅料可能同时存在于患者使用的多种制剂中。文章建议从单一产品的用量，扩展为患者层面、按每种辅料分别计算的累计暴露，并区分局部接触浓度与全身暴露。不同辅料的毒理特征和计量单位各异，需要分别评价。
基于生理的药代动力学（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kinetic，PBPK）与体外—体内外推（in vitro–in vivo extrapolation，IVIVE）可用于分析新生儿、清除功能受损者等人群。作者同时指出，辅料含量披露不足、配方差别和并用药物记录不全，会使暴露估计依赖假设；这些不确定性也应进入评价。
已知结构的杂质，可先用计算方法评估
对于结构明确的潜在致突变杂质，文章讨论了基于结构的计算预测及针对性补充试验。其前提是先弄清杂质是什么。未识别色谱峰、成分不清的聚合物部分或复杂降解物，不能仅靠结构预测软件得到可靠结论。
作者特别区分辅料毒理学与质量失控：工业溶剂替代、掺杂或批次污染，首先需要身份、纯度和供应链控制。
按途径选择人源试验，成熟程度并不一致
局部使用的辅料可关注皮肤、眼表或黏膜的刺激与屏障影响；注射辅料则涉及补体、细胞因子、溶血、凝血及热原等不同问题。文章将单核细胞活化试验与其他人血或免疫试验分开讨论，强调各类方法的标准化程度不同。
吸入制剂还涉及沉积、溶出、纤毛功能和局部清除；纳米载体则需同时考虑组分、空载体、装载后的产品及工艺属性。同一名义辅料放入不同颗粒或配方后，不能自动沿用原来的评价结论。
人源模型结果还要与实际暴露对应
肝细胞球、肾小管模型、心肌细胞及器官芯片，可以帮助发现浓度相关的生物学影响。作者认为，若要判断这些影响是否构成实际用药风险，还需考虑游离浓度、代谢、材料吸附与人体组织暴露，不能只因模型出现反应就推定临床毒性。
长期暴露、发育影响及复杂材料仍有较大证据缺口。作者将相应 NAMs 的近期用途定位为识别机制、支持同类材料比较和确定后续重点；慢性毒性方面的应用仍需积累证据。
用一份动态资料组织评价与后续补证
作者提出“辅料安全档案”这一组织方式：汇集材料身份与属性、使用条件、既往证据、暴露分析、针对性试验、参照与控制，再形成带有置信程度和剩余问题的综合结论。它不是给材料盖上永久安全印章。
资料充足时，结论可能是不需要新增动物研究；证据有冲突或关键问题未解决时，则需补充相应分析、NAMs 或其他针对性研究。作者也将数据共享和上市后信号回流列为实施条件，使评价能够随配方、用途与真实暴露资料变化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