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计数与球状体药筛使用不同分析集合

团队前瞻性纳入 34 名乳腺癌女性患者,14 名为 II–III 期、20 名为转移性疾病,32/34 可捕获循环肿瘤细胞(CTC)。其中 26 名有治疗前后配对计数,研究另描述 13 份 CTC 球状体药筛及若干纵向病例。

团队先从血液富集 CTC,再以细胞角蛋白、CD45 等标志区分肿瘤细胞和白细胞。材料既有单个 CTC,也有 CTC–白细胞簇。培养后的球状体以 RealTime-Glo 信号评价药物作用下的细胞活性。

计数变化与临床反应有关,基线组间差异未显著

局部或局部晚期组与转移组的基线 CTC 平均计数不同,但统计比较未显著。26 名配对患者中,19 名临床有反应者的单个 CTC、CTC–白细胞簇和合计计数在治疗后降低,P 值分别为 0.0438、0.0264、0.0191;7 名无反应者未出现相同变化。

13 份药筛材料均形成球状体,研究以细胞活力低于对照组的 30% 作为药物有效的判定标准。9 份找到了这样的药物条件,相关病例中 7 名部分缓解、1 名疾病稳定、1 名没有接受相应药物;其余 4 份未找到有效条件。病例资料没有形成独立的盲法验证队列。

个体病例的体外与临床联用药物有差别

1 例脑转移进展患者的球状体对拉帕替尼加 5-氟尿嘧啶有反应,临床使用的是拉帕替尼加卡培他滨,约 6 个月后脑部病灶部分缓解。另一病例的球状体对哌柏西利加来曲唑或氟维司群反应低,接受氟维司群加哌柏西利后约 3 个月进展。

另 1 例带有 AKT1 E17K 改变的患者,体外有反应的条件包括 mTOR(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加紫杉类药物,临床却使用 mTOR 抑制剂加卡培他滨,肝部病灶缩小后稳定超过 12 个月。其球状体对德曲妥珠单抗没有明显反应。

纵向病例还结合 CTC 的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转录水平观察治疗过程。受体 RNA 变化提供血液细胞状态信息,与组织免疫组化属于不同检测;多年治疗中还有经济原因停药和再次用药,随访结果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1 例前后组织揭示残留肿瘤的空间差异

1 名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在多西他赛加顺铂后部分缓解,随后接受 4 个周期的蒽环类治疗后进展。团队对治疗前后组织进行空间转录分析,在约 6.2 万个细胞中区分 2 类肿瘤细胞及其他组分;治疗后样本中一类肿瘤细胞明显减少,另一类占据较大区域。

这项空间比较来自单名患者,展示了治疗后残留细胞群的差异。研究将血液计数、药筛和组织分析作为互补信息;不同治疗阶段、药物组合和入选病例的差别仍限制临床预测结论。

1 名乳腺癌患者治疗前后组织的细胞分群、病理与空间分布比较。

窄屏可横向滑动查看完整图表。

1 名乳腺癌患者治疗前后组织的细胞分群、病理与空间分布比较。(Hsu-Huan Chou et al. / Translational Oncology, 2026, Figure 5;CC BY 4.0)

来源与延伸阅读

  1. Application of CTC-derived spheroid for drug screening toward personalized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Translational Oncology (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