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治疗标本也进入了模型库
澳门大学与多家医院团队收集 125 位女性患者的 132 份乳腺癌组织，其中 55 份来自已经接受系统治疗的患者。研究最终建立 99 个类器官模型，既有初治肿瘤，也包括治疗后残存或转移病灶。标本、患者与成功模型数分别统计。
这一取样设计使药物反应分析覆盖较难用传统初治样本代表的疾病阶段。团队先在 20 个模型上使用较宽的候选药库，随后调整测试面板，主要在早期传代模型上做系统药敏；药库候选数量和最终接受同一药物面板的模型数量并不相同。
药敏图谱在不同患者模型间拉开差异
最终有 76 个模型进入修改后的药物面板：40 个来自既往治疗标本，36 个来自未治疗标本；另 2 个细胞量不足的模型只测了部分药物。论文的核心热图比较这 76 个模型对 19 种乳腺癌用药的半数抑制浓度，显示模型之间的反应异质性；但既往治疗组与未治疗组的总体药物反应未发现显著差异。
团队还在 57 个模型上取得转录组数据，分析微管相关药物反应与表达特征的关系。RNA 测序覆盖的是药敏模型中的一个子集；表达特征和体外药物曲线分别提供不同信息。部分患者的既往用药记录提供回顾性参照，其中也出现体外结果与临床经过不完全一致的例子。
少量后续病例支持进一步检验
作者报告将类器官药敏用于 6 位晚期患者的治疗讨论，随后观察到 3 位部分缓解、2 位疾病稳定，另 1 位在报告时仍无病灶证据。论文另跟踪 7 位患者，涉及“含至少一种体外敏感药物”的治疗组合和不同结局；病例所用药物组合和既往病程各不相同，研究也没有设置随机对照。
研究价值在于将模型建立、药敏、组学和真实病程分层连接，同时清楚显示每一步分母缩小。真正进入后续用药讨论的只有少量病例，临床关联仍属于探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