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发灶不明的鳞癌建立模型

原发灶不明癌是已确诊恶性肿瘤、但检查后仍未找到原发部位的一类情况。日本川崎医科大学等机构在 Human Cell 报道了 1 例患者来源肿瘤类器官研究:患者为 69 岁男性,左腋窝出现约 4.5 cm 肿块,病理显示鳞状细胞癌,CT 和 PET 等检查未发现其他原发肿瘤。团队从切除的腋窝病灶建立 PDT-CUP#1,用它比较同一靶点下不同形式的药物。

这例肿瘤的基因检测发现 EGFR 扩增。EGFR 是参与细胞生长信号传导的受体,基因扩增会增加其拷贝数。团队在保留这一特征的类器官中,比较了不同 EGFR 靶向药物的生长抑制作用。

类器官保留了哪些肿瘤特征

研究比较了不同培养条件,最终建立的模型使用不含 nutlin-3a 的培养体系。PDT-CUP#1 可维持至少 4 个月、传代 18 次,药物敏感性试验使用的模型均不超过第 9 代。

定量 PCR 和荧光原位杂交确认模型仍具有 EGFR 扩增,全外显子组测序发现原肿瘤与类器官共有 199 个变异,涉及 97 个基因,其中包括 TP53、STK11 和 MAP3K1 的主要致病变异。研究同时发现,原肿瘤的 TERT 启动子变异在类器官中未被检出。由类器官形成的移植瘤保留鳞癌的组织学特征,p40 阳性、TTF-1 阴性,并表现出较高的 EGFR 表达。

4 种靶向药物如何比较

团队选择了 4 种 EGFR 靶向药物: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厄洛替尼、抗 EGFR 抗体西妥昔单抗和 necitumumab,以及携带 MMAF 载荷的抗体偶联药物 depatuxizumab mafodotin。药物作用 96 小时后,通过 CellTiter-Glo 2.0 检测细胞 ATP,以评估类器官的存活和生长抑制情况,每个条件设置 6 个孔。

比较对象包括另外 2 个肺腺癌来源肿瘤类器官,以及不同 EGFR 背景的肺癌细胞系。H3255 具有 EGFR 扩增和 L858R 激活突变,H2170 缺少 EGFR 扩增。

抗体和 ADC 的生长抑制作用强于厄洛替尼

在 PDT-CUP#1 中,厄洛替尼产生一定生长抑制,但抗 EGFR 抗体的作用更明显,ADC depatuxizumab mafodotin 的抑制最强。西妥昔单抗和 necitumumab 对该模型的抑制超过对两个肺腺癌类器官的作用;ADC 也主要在 PDT-CUP#1 中表现出明显效应。H3255 对这些药物有反应,而 H2170 的反应较弱。同时,PDT-CUP#1 的 EGFR 配体 AREG 表达高于这两个肺腺癌类器官,团队将受体及配体表达一起纳入模型的分子表征。

厄洛替尼对 H3255 的生长抑制强于对 PDT-CUP#1 的抑制。作者认为,EGFR 扩增增加受体数量,而激活突变可增强肿瘤对 EGFR 激酶活性的依赖,这种差异可能解释两种模型对厄洛替尼的不同敏感性。研究尚未直接检验这一机制。

EGFR 靶向药物对原发灶不明癌类器官及比较模型的存活影响。
EGFR 靶向药物对原发灶不明癌类器官及比较模型的存活影响。(Miki Iwai et al. / Human Cell, 2026, Fig. 5;CC BY 4.0;NLM/PMC)窄屏可横向滑动查看完整图表。

患者后续联合治疗的表现

该患者先后接受含铂化疗和 nivolumab 治疗。使用 nivolumab 后,心肌转移灶缩小,但因肝毒性停药,肺和左肾上腺转移随后继续进展。诊断后第 12 个月,患者开始接受含铂化疗联合 necitumumab;到第 16 个月,多个转移部位出现改善,鳞状细胞癌抗原水平下降。

作者将类器官对 necitumumab 的反应与这一临床过程相互对应。患者接受的是含铂化疗联合 necitumumab,且研究只涉及 1 例患者,因此现有结果主要提供了模型反应与临床表现一致的个案证据。后续还需要更多病例考察类器官反应与患者治疗结果之间的关系。

类器官药敏试验补充 EGFR 基因检测

本例的基因检测发现 EGFR 扩增,类器官试验进一步显示,小分子抑制剂、抗体和 ADC 对这一肿瘤的生长抑制程度不同。药敏试验因此补充了基因拷贝数之外的药物反应信息。

模型的长期变化仍有待研究。作者没有比较早期与晚期传代类器官的基因组,提出今后需要进行连续传代的基因分析;药物试验与临床反应的关联也需要更大的患者队列。当前工作重点仍是这一单病例模型的建立及药物比较。

来源与延伸阅读

  1. Establishment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an EGFR-amplified tumoroid from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unknown primary. Human Cell (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