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动物使用，也会带来新的研究治理问题
河北经贸大学黄少雄、河北中医药大学葛莎莎在《医学与哲学》发表文章，讨论类器官、器官芯片及计算模拟用于药物筛选时，怎样同时处理材料、数据与研究责任。文章把替代技术的伦理问题，从动物数量与痛苦扩展到人源模型和预测结果的实际使用。
作者具体讨论供者细胞的后续用途、训练资料的代表性、模型透明度，以及按研究用途和风险分层的审查安排。
患者来源细胞的后续用途需要事先说清
当供者细胞被用来建立疾病模型，或继续用于其他研究和商业项目时，最初提供的信息是否充分、后续用途是否变化，成为作者关注的问题。文章建议采用可持续沟通的安排，保障供者对材料使用的知情和参与。
另一个问题是模型含有供者遗传信息。作者将可追溯管理、去标识化和利益安排放在一起讨论，认为材料从取得到保存、共享和后续应用，都需要明确的管理方式。
预测药物反应时，数据代表性与责任需要同时考虑
计算模型从已有资料学习，如果特定人群的训练信息不足，模型在这些人群中的表现就需要相应检验。文章没有把总体数据库规模视为人群覆盖充分的替代指标。
作者还区分算法、过程与结果的透明度：数据来源、训练流程、验证方式和预测不确定性，都影响他人能否理解模型。开发者、资料提供方、使用者和管理者各承担什么责任，也不应等发生问题以后才讨论。
暴露和模型组成，会影响药物评价的解释
在科学边界部分，文章讨论体外系统缺少完整循环与清除条件时，局部暴露可能与人体不同；某些模型又未能覆盖免疫、血管或多器官反馈。这些缺失会影响药物暴露与生物学反应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些讨论把治理与研究设计联系起来：审查和使用预测时，需要关注模型测量的过程、未包含的生物功能，以及结果将被用于哪一个研发问题。
作者建议按用途和风险调整审查
文章提出由科学、伦理、法律、数据及患者权益等不同背景人员参与审查，并设置重新评价的节点。其示例包括：商用细胞系基础研究、患者来源细胞药筛，以及更复杂模型的研究，可以采用不同程度的审查安排。
论文建议让研究目的、材料使用和后续风险与审查强度相对应，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新风险或新发现时重新评价。
标准化也需要随新证据调整
在标准化方面，作者主张科研、产业与监管等参与方共同制定和更新技术要求，使结果更易重复与比较，并为新方法保留及时调整的空间。